无法从寒冷中归来的间谍
止庵这几年印行的西姆农、钱德勒和勒卡雷作品的中译本，封面或腰封上分别写了“最具人文关怀的推理大师”、“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”和“英国国宝级文学大师”的字样。此类名头容有夸张，但换了该领域里别的可能更出名的作者如柯南道尔、克里斯蒂、奎因、弗莱明等，却绝对用不上。这一点我们读书时就能感到。统称为Mystery（悬疑小说），包括侦探小说、犯罪小说、间谍小说和非科幻的惊险小说等在内的一类作品，阅读的愉悦之感几乎完全来自情节，与纯文学作品总要牵扯人物命运、思想情感和社会背景等有所不同；而且这种愉悦感仅存在于阅读过程之中，读完即告终结，不容易像纯文学作品那么令人久久回味。它们分别满足读者的不同阅读需要，一为“消遣”，一为“欣赏”。然而西姆农、钱德勒和勒卡雷写的虽然也属侦探小说或间谍小说，上述区别却不明显，甚至完全可以当作纯文学作品来看。
侦探小说从爱伦·坡起，直到“黄金时代”，作者基本上是按照一套模式来写的，其极致即范达因所归纳的“二十条守则”，尽管完全遵守不易，譬如柯南道尔《血字的研究》中搀杂恋爱故事，奎因《希腊棺材之谜》中凶手系破案人员之一，均与“守则”相违，然大体相去不远。就像范达因所说，“侦探小说是一种智力游戏”，它无关现实，也不涉人生。后来西姆农、钱德勒等所写，虽然有杀人案发生，且凶手之谜亦待揭示，但只是以此为题材，所要表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，与纯文学作品并无二致。西姆农和钱德勒写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，他们笔下的麦格雷和马洛是活生生的人物，不同于福尔摩斯、波洛或埃勒里·奎因，只是作为侦探小说主体的逻辑的化身。区别在于前者遭遇是一己性格所致，后者角色可以互换。举例来说，波洛干不了马洛的事儿，埃勒里·奎因却可以干波洛的事儿。侦探小说的这一沿革，同样发生于间谍小说，拿勒卡雷这本《柏林谍影》来比先前弗莱明的“〇〇七”系列，就清楚了。
《柏林谍影》里，英国间谍利马斯受命打入苏联情报机关，却被己方设下圈套，结果遭对方识破，而这正是派他去的真正目的。最终女友丽兹无辜惨死，利马斯也不想活了。张爱玲在《羊毛出在羊身上》一文中说：“‘○○七’的小说与影片我看不进去，较写实的如詹·勒卡瑞（John Le Carré）的名著《〔冷战中〕进来取暖的间谍》——搬到银幕也是名片——我太外行，也不过看个气氛。里面的心理描写很深刻，主角的上级首脑虽是正面人物，也口蜜腹剑，牺牲个把老下属不算什么。”进而讲到自著《色，戒》里的王佳芝，说：“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，当然有人性，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，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。”《〔冷战中〕进来取暖的间谍》就是《柏林谍影》，而张爱玲话中若干“关键词”，差不多涵盖了我想就这部小说所说的一切。
《柏林谍影》是“写实”的，不像“〇〇七”系列或古典派侦探小说那样是传奇或神话。如果说古典派的侦探小说是逻辑的神话，“〇〇七”系列就是英雄的神话，它们的主人公都是“类型化”的“人物”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。“〇〇七”是个集中了冷战一方全部理想和希望的“超人”。相比之下，《柏林谍影》中的利马斯作为间谍堪称干练，却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，面对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能不面对的境遇。小说中有关利马斯的“深刻”的“心理描写”，他身上的 “正常的人性的弱点”，与他的境遇密切相关。利玛斯对丽兹说：“可这就是现实，这是一个发疯了的世界。我们只是被人稍微利用……这种事情世界上到处都有，老百姓受到欺骗和误导，生命被践踏，众多的人被关被杀，被无缘无故地消灭。”正是早经卡夫卡充分揭示的我们世界的真相。利马斯也像卡夫卡《判决》里的格奥尔格·本德曼或《诉讼》里的约瑟夫·K一样，始终只是受人摆布的棋子，至死都不明白自己到底置身于怎样的一盘棋局之中。而正因为作者不是“外行”，利马斯是一名“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”，世界的这一真相才得以在他的经历中显现出来。“上级首脑”“牺牲个把老下属不算什么”，则像《判决》里命令格奥尔格·本德曼投河自尽的父亲和《诉讼》里无缘无故逮捕并处决约瑟夫·K的法庭人员一样。
小说中“上级首脑”对利玛斯说：“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，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……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。”乃是小说原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（从寒冷中归来的间谍）的解题之语。这是一部境遇小说，而“寒冷”是对这境遇的概括，只是利玛斯已经永远无法从寒冷中归来，也正如首脑所说：“你演的是这场好戏中的最后一幕。”此书中译本前后出过不止一次，译作“寒风孤谍”、“冷战谍魂”，乃至现在的“柏林谍影”，都不理想，大概还是将其视为“〇〇七”一类作品了。